2021年5月22日下午1点07分，将一辈子奉献给土地，一生都致力于让中国人将饭碗端牢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，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土地，离开了人民。
禾下乘凉梦，桑下麦浪深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。
在缅怀袁老的同时，笔者不禁想起了一位与袁老齐名的人物，他就是人称“南袁北李”的另一位中国农业学家——“杂交小麦之父”李振声。
俗话说“南米北面”，如果说袁老造福了靠以大米为食的人，那么李振声院士则是造福了以面食为主的人。与袁老一样，李振声院士的一生，也颇具传奇色彩。
1931年2月25日，李振声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县南谢村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因为家庭条件不好，五六岁的时候，李振声就和家里人一起干农活。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或许就是这样的经历，让李振声从小就与农作物产生了不解之缘。
如果世道安泰，李振声一家虽然贫困了点，但日子还算幸福。可1942年那一年，改变了李家和李振声的命运。
看过《一九四二》电影的朋友都知道，在那一年，河南迎来了百年不遇的大旱。但其实与河南接壤的山东，也同样爆发了一场大旱，其惨烈程度并不亚于河南。
那一年，山东的秋霜来得特别早，本来一片火红的庄稼地，因受冻颗粒无收。旱情波及到了第二年，转眼间的1943年饥荒更甚一步。饿殍遍地，焦金流石。袁隆平院士曾经说过：
当年的饥荒的时候，是真的饿死人的。
不错，1943年的山东就出现过这样的场景。树叶和树皮都被啃光了，葱干、蒜皮都成为了好东西。饿死者、卖儿卖女者甚多，外出讨饭者、食人者无数。
天灾尚且无情，而人祸就更难以避免了。
因为连着两年的灾荒，日本侵略者也很难征到粮，于是他们开始了一以贯之的行为：大肆搜刮老百姓。百姓家粮缸里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粮了，日本人也不放过，把百姓最后一口粮抢了去。期间有的人被活活打死，此时还在上小学的李振声就亲眼目睹了这生灵涂炭的惨状。这给李振声的一生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但即便李家一贫如洗，即便在饥荒之年家中粮食被洗劫一空，李振声的父母却坚持要把孩子送到学堂读书，哪怕他们自己忍饥挨饿。就这样，李振声被送去上学了。虽然吃不饱饭，虽然贫穷了点，但李振声的童年还算无忧无虑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饥荒还没过去，不幸就发生了。
1944年，李振声的父亲由于常年吃不饱饭再加上没日没夜的劳作，积劳成疾，永远地离开了。
为了活下去，为了支撑起整个家庭，李振声的大哥选择了辍学，跑到济南的一家店铺里面当伙计。当时13岁的李振声也想要分担一部分重任，但李振声的母亲和哥哥却阻止了他：家里一定要有个读书人。
就这样，母亲在家里日夜操劳，大哥靠着微薄的收入资助弟弟上学。但是当李振声读到高二的时候，家里实在是供不起他了，辍学已经成了必然的结果。
然而17岁的李振声并没有想到，这次辍学，竟然成就了他的一生。
被迫放弃学业的李振声，孤身一人来到济南城投奔大哥。他想凭借自己还算不低的文化，在济南找寻一份教职工作糊口。或许是巧合，或许也是命中注定。当李振声一个人漂泊在济南街头时，电线杆上的一张红纸进入了他的视线。
出于好奇，李振声走近一看，上面是一则山东农学院的招生启事。招生启事上有4个字格外吸引他的注意力：免费食宿。
能继续上学，还不用交吃饭住宿钱，这对于流落街头的李振声来说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了。于是他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，参加了入学考试。没想到，命运就在他迈进考场的那一刻发生了转变。
要知道，李振声虽然只读到了高二，但他是靠着哥哥和母亲一点一滴的血汗钱才能读书的，所以他格外珍惜学习的时光，因此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不错。结果就是考试中这么一试，李振声还真就考上了。他也因此成为了村中的第一个大学生。
1948年的夏天，17岁的李振声正式成为了山东农学院的一名新生。而他传奇的人生才刚刚拉开序幕。
当时山东农学院有一片小麦试验田，李振声一入学就选择到小麦试验田工作。通过努力，他很快就有了人生的第一份收获。
大一的时候，李振声对小麦的整体研究已初具雏形。到了大二，他就自己培养出了一种新的小麦品种。大二暑假时，李振声就把新品种带回老家进行实地种植，结果有了意外的惊喜。
李振声自己都没想到，初入大学培养出的新小麦品种，竟然在自己的老家增产了。虽然增产量并不十分可观，但这无疑让年轻气盛的李振声看到了希望。很快，消息像是长了翅膀一样传到了村子的家家户户，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找到李振声，想要和他换种子。
这个意外惊喜给了李振声莫大的鼓舞，让李振声在研究小麦育种的问题上愈发勤恳严肃，他甚至都做好了未来就从事小麦研究的打算。但是不曾想，李振声毕业后却并没有遂愿。
或许一个人的成功，总免不了几分波折。1951年，将要毕业的李振声接到了一封分配志愿书，他毅然在第一栏填上了山东农业科学研究所，他想要去那里继续研究小麦。但是李振声在第二志愿栏中，则填了“服从分配”四个大字。结果就是因为这4个字，刚毕业的李振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。
李振声毕业后，被调到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。山东农业科学研究所那个他梦寐以求的地方没有去成，这让刚出校门的李振声很是失望。
李振声被安排到实验馆的栽培组去收集牧草物种资源、种植牧草以及观察牧草的生物学特性。当时年仅20岁的李振声年轻气盛。因为这件事，他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：自己明明在小麦种植领域已经取得了成果，为什么分给他一个“看杂草”的活？
即便他的老师是中国科学院农作物遗传学泰斗冯兆林教授，李振声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。但是李振声哪里会想到，正是这次“看杂草”的经历，才成就了他日后“杂交小麦之父”的美名。
“看杂草”的任务非常考验人的耐性，虽然李振声心不甘情不愿，但他还是把吃苦耐劳的精神发挥到了工作中。他每天蹲守在试验田旁边，收集着各种牧草资料。李振声用了4年时间，收集到了800多种牧草，并详细地绘制了各种牧草的资料。可以说，几乎牧草的所有品种都被他找全了。
李振声此时已经习惯了“看杂草”的工作，他还想让“800”这个数据再往上涨一涨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纸调令让他的研究暂时被中断了。
那是在50年代，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吃不饱饭的问题。而当时中国每年小麦减产情况都非常严重，一般会减产两到三成，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减产五成以上。而造成小麦减产的罪魁祸首，就是小麦条锈病。
染病之后的小麦，叶片上会出现一条条黄色的瘢痕，就像是生了锈一样，这样的小麦看着就十分不健康。
建国初，小麦条锈病得到了暂时的控制。但是在1956年，我国北方小麦条锈病突然再一次流行起来。其中受危害最大的地区，就是小麦的高产地陕西了。
就这样，1956年，李振声被派到陕西杨凌开展小麦的援助工作。当时李振声是做好心理准备去的，但当他看到杨凌小麦的条锈病时，还是感到震惊不已。
李振声穿着一条黑裤子行走在麦田里，出了田埂之后本该片叶不沾身，但实际他的黑裤子却硬生生地被染病的小麦染成了“黄裤子”。
那一刻，李振声小时候饥荒的场景又一次浮现在心头。李振声立刻意识到，不能再让人民忍饥挨饿了，给小麦治病刻不容缓。
为了搞明白小麦为什么会染上这种病，李振声向随行的植物学家闻洪汉与植物病理学家李振岐教授请教，才知道造成这个现象的最主要原因，是小麦育种的速度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。
原因虽然知道了，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？就在所有工作人员都一头雾水时，李振声那4年“看杂草”的经历派上了大用场。
庄稼地里的小麦长得不好，条锈病肆虐，但是在小麦旁边长出来的杂草却丝毫不受影响。而那四年的“看草”经历，早已经让李振声对牧草的习性了如指掌。此时一个不成熟且大胆的想法出现在李振声的脑海中：让小麦和杂草杂交。
小麦抗病性弱，而牧草的抗病性很强，如果将牧草的持久抗病基因通过嫁接的方式转移到小麦身上，这样小麦不就能抵抗条锈病了吗？
虽然这一想法有了，但李振声心里其实也知道，这个实验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，都没有人做过。而当时科技设施落后，想要完成研究，其过程必定艰辛无比。况且小麦和杂草虽然长在一起，但从植物学上讲二者却属于远亲，远缘杂交天然就不具备亲和性。
但是为了小麦能够生长旺盛，为了中国人民不再忍饥挨饿。李振声决定，即使路途充满艰难险阻，也要完成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当然，这一项目如果成功，必将是一项足以改变中国乃至全人类的伟大事业。然而理想是丰满的，现实是骨感的。研究没有进行多久，问题便接踵而来。
尽管李振声已经对800多种牧草的生物习性烂熟于心，并用最快的速度挑出了12种抗病性强的牧草。接下来，这12种牧草中哪怕有一种能够与小麦相处融洽，“产下”一个继承抗病基因的种子，研究就成功了。可结果事与愿违。
李振声实验研究表明，这足足12种牧草的花期与小麦完全不同，要么早些，要么晚些。但是为了让杂草的花期与小麦能够衔接得当，李振声开始来“硬的”了。
对于那些开花迟的杂草，李振声对其进行长期光照处理，以此来达到催熟的效果。最终经过多次尝试，12种牧草中的三种终于能够与小麦和谐相处了。这三个“功臣”分别是：长穗偃麦草、天蓝偃麦草和茸毛偃麦草。
接下来李振声对这三种牧草进行反复比较研究。他又发现，长穗偃麦草是与小麦契合度最高的牧草。而就在李振声将长穗偃麦草与小麦杂交时，这个“长穗偃麦草”，却给李振声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。
李振声将长穗偃麦草与几十种小麦分别进行“杂交种植”，最终获得了9种不同的第一代杂交种。李振声满怀期望地将这9个新品种播种下去，正当他期待着能够出来几个优秀麦种时，问题再次发生：9种不同杂种的小麦，在外形上竟全部与长穗偃麦草类似。说白了，就是种出来的是草，根本不是小麦。
在科技落后的情况下，很多实验都是研究员亲力亲为，整个团队这8年来辛辛苦苦的付出，却在“新品种”长成的一瞬间化为了泡影。很多人都产生了放弃的想法，也有人对李振声“杂交小麦”的构想产生了怀疑。但是李振声却坚定不移地认为：自己一定能成功培育出杂交小麦。
就在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办时，李振声惊奇地发现，这9个新品种虽然还是“杂草”，但是已经有了点小麦的雏形。何不在此之上再加一针强心剂呢？如果把这些“新品种”与真正的小麦杂交，会不会有新成果？
于是，李振声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试验，他采用了一种叫“正反回交”的方法。简单来说就是将小麦花粉授到“新品种”上，抑或是反过来。令人惊喜的是，最终的试验结果证明，这个举措是完全正确的。李振声不仅顺利地得到了三种第一次回交的“新小麦”，而且也解决了“杂种不育”的问题。
看到实验终于成功，回顾往昔。李振声也感慨万千。在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，一切科学设施都不发达的情况下，李振声的实验大部分是靠人工完成的，而这一“新小麦”的培育足足花费了8年时间。李振声心里也明白，在整个小麦远缘杂交工程中，他才仅仅迈出第一步，因为条锈病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，小麦还没有得到增产。而接下来第2个难题又摆在了他的面前。
对当时在陕西杨凌李振声来说，1964年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困难的一年。不巧的是，那一年在麦子快要成熟前，杨凌已经保持了40多天的阴雨天气突然爆晴，连日的干旱势必会影响麦子最终的成熟。就在李振声的团队以为今年的辛苦又要付诸东流之时，李振声却从中发现了一个机遇。
经历40多天阴雨天气又突经暴晒，李振声从上千株杂种小麦中发现了一株异类：在麦子还没成熟时，一株小麦与其他小麦青干的颜色相比，它的麦身却出现了小麦成熟时才有的黄色，然而麦苗上却看不到一丁点小麦条锈病所特有的症状。
这种独特的性状，让李振声立刻警觉了起来：这一株小麦的身上，很有可能已经遗传到了牧草所有的抗病基因。
于是李振声给这株小麦定下了编号，就叫“小偃55-6”，这是后来种在祖国大江南北的“小偃6号”的祖父！对于小麦远缘杂交研究来说，这是里程碑式的一幕。
但试验田终归是试验田，李振声的目标很明确：新的小麦不能只在试验田里种，也不能只种在陕西，它要种在全国各地。
为此，李振声便将远在山东的农村老家当成了另一个试验场所。那个时候工作是最繁忙的，一有新的品种，李振声就要带到全国各地进行试种。他来来回回奔波各省各地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会把全国各地的土壤带回研究所，目的就是要知道在不同地区到底什么品种的小麦才能最高产。
最终，黄天不负苦心人，时间到了1979年，在耗费整整23年心血之后，李振声以及他的团队终于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！
在解决杂交品种后代不育、疯狂分离的难题之后，他们培育出了持久抗病而且高产优质的小偃系列品种。当初的小偃55-6在经过两轮杂交之后，又有了第三代的小偃6号。
这种品种的小麦较之普通的小麦，抗病性好，产量高，品质好。李振声也经过亲身试验无误后，小偃6号很快便在黄淮流域冬小麦区得到广泛推广。
那时的李振声也收获到了农民给他的最高评价：“要吃面，种小偃！”
“小偃6号”的出现，正式让小麦的产量走向上坡路，甚至在产量上超越了水稻。1979-1998年20年间，全国水稻总产量为627亿公斤，而小麦为694亿公斤。也就是说，小麦的产量超越水稻10个百分点。
正因如此，人们亲切地称李振声为“杂交小麦之父”，将他与袁隆平并称为“南袁北李”。
但尽管小偃6号的成功给李振声带来了不小的惊喜，但他心中也非常清楚，这还不是他想要的最佳结果。因为如何缩短远缘杂交的育种时间，最大限度保证种子产量充足呢？为了解决这个新问题，李振声的再一轮研究重新被提上了日程。
在新一轮研究中，李振声将目光放在了小麦染色体工程的研究上，他们提出的独一无二的“缺体回交育种法”，这一方法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广泛推广。
八十年代末，我国粮食产量没有如往年那样增加，但人口数量却在增加。这时李振声再次二话不说，带领团队奔赴黄淮海地区，耗费六年心血，成功用低产田治理方式，让黄淮海地区的粮食产量增产504.8亿斤！
本来研究出这种高抗病的品种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，但对李振声来说，他把这些名誉都看得很淡。而最让他感到愧疚的，就是这几年忙于工作，没有时间陪伴家人。
母亲病危时，李振声只是回家看望了一次，随后便被领导叫走了。母亲去世时，李振声还在实验室中。当时有人还因此说李振声不孝，好在他的大哥、妹妹都站出来为李振声说话：他有他的不容易，他是在为国家做贡献。
2003年，李振声的妻子因为脑溢血住进了医院，李振声便医院、家里、实验室三边跑，一边照顾妻子，一边不忘工作。劳累过度的他有一次晕倒在了工作岗位上，幸好经医生检查并无大碍。当时医生劝李老多休息，但李老感觉身体稍好之后，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工作当中。
要知道这一年，李振声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小伙了。那一年他已经72岁高龄了。
但也正是这种对工作兢兢业业的态度，让李振声在小麦远缘杂交研究上，又迈出了崭新的步伐。
农业黄淮海战役打赢之后，李振声回到研究所，继续进行小麦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研究的同时，他将目光放在了环渤海地区盐碱地的治理问题上。
土地盐碱化在环渤海地区算是一种因地形地域所产生的必然结果，但这事关小麦的产量，因此李振声不得不对此格外关注。
土地盐碱化意味着小麦的耐碱性就要强。于是熟悉近千种牧草习性的李振声，再一次将目光放在了一种耐碱性很强的牧草身上，它便是前文提到的“长穗偃麦草”。
经过试验之后，在2007年，小麦远缘杂交所的新一代种子出来了。在对比之后，李振声发现在耐碱程度上，这种小麦有了显著提升。
小麦耐碱性上升，环渤海地区粮食产量上升也是必然的。于是在2012年，李振声再次提出建设渤海粮仓的构想，而这构想最终也在隔年被正式批准。
在盐碱地上淘粮食，靠着接连不断的试验，最终李老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愿景。而建设环渤海粮仓这一年，李振声已经是一位82岁的老人了。
当初的农家子，因为机缘巧合看到了山东农业学院发布的一则“可包吃包住”的招生简章，作出不妨一试的打算。于是他的命运轨迹被彻底改变，也改变了中国多数人的命运。
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年龄已经不是阻挠李振声继续深入小麦研究的因素。他一生与小麦相伴，一生爱谈小麦。别人家的阳台上种的都是花花草草，但李老家的阳台上，却种了一片小麦。
这是一个将一辈子奉献给小麦的科学家，这也是另一个让中国人将饭碗端得更牢固的大英雄！
2006年，李振声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，成为了和袁隆平院士并驾齐驱的人物。
南米北面，水稻和小麦都是我国人民最基础的两种粮食作物。当然，“南袁北李”中的“北李”还有另一种说法，那就是“杂交玉米之父”李登海。但因为袁隆平院士和李振声院士年龄相仿，所以很多人更认可“北李”是李振声。
无论“北李”指的是谁，对于李振声、李登海院士来说，这都只是虚名而已。当获得最高科技奖后，就有人问李振声他和袁隆平比谁更厉害？李振声则笑着摆摆手说：
“没有必要做这个比较，有人说“南袁北李”，我们一个搞水稻，一个搞小麦，都是为了培育粮食新品种努力，只要培育出好品种，农民增收了，我就幸福。”
是的，农民增收了，李老就幸福。因此，当荣耀加身时，李振声依然能够保持初心。他和袁隆平院士说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：
“真正给我打分的，是农民。”
不是那些奖项，也不是周围人的过多赞誉，更不是外界的高度评价。农民吃饱肚子后的笑脸，农民看着小麦增产之后竖起的大拇指，是李振声收到的最好礼物。
除了一心搞研究，贫苦农民出身的李振声也非常重视教育。为了支持教育，他甚至将自己获奖之后所得到的50万奖金全部捐了出去，作为学生的助学基金，自己分文不取。
在被问及原因时，李老又笑着说：
“我和老伴儿对生活的要求都不高，有工资花，就足够啦！这笔钱能帮助到那些困难学生，不是更有意义吗？”
李振声像是一个缩影，他身上体现的，是中国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者的共同特性：牺牲、奉献、不慕名利以及专注科研。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科研工作者，如今我们的生活才会幸福安康！
2021年，袁隆平院士的离去，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大损失。因此，祝愿现年90岁高龄的李振声院士健康长寿，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做到爱惜粮食，珍惜他们的研究成果！
袁隆平也好，李振声也罢。他们都是亲眼目睹过那个年代人民吃不饱饭，饿死人的惨状。是他们风里雨里废寝忘食地几十年守护着试验田，才让我们这一代人衣食无忧。他们为的不是金钱，也不是功名利禄，而只是单纯可爱的想法：让全国人不再忍饥挨饿都能吃饱饭。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。所以说，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应该每时每刻都要铭记：世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？只是前人已经替我们承担了蹉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