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族要复兴，乡村必振兴。要让农业变强、农村变美、农民变富，接续脱贫攻坚后的乡村振兴之路要怎么走？许多地方在探索、在实践。西畴县东升村，是全国千万农村的一个缩影，从67年前，它就开始了追寻乡村振兴的旅程。在时代变迁之下，这里的人们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孜孜不倦地追求。因为有信念和理想的支撑，他们从不动摇，从不认输。
1
1952年，当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的时候，农村妇女侬惠莲却在为没有劳动力的事犯愁。眼看着播种时令一天天过去，作为农民，她本能地意识到不能这样等下去，得想办法。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，她联系了同样缺少劳动力的几户人家，互相帮忙，完成了土地的播种。合作的力量，在当地农民心中激起层层涟漪。1952年9月，在侬惠莲的带领下，由13户17人组成的文山地区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成立了。一年后，侬惠莲所在的达戛村从“缺粮村”变成“余粮村”，在四乡八寨引起了强烈反响。这种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，拉开了西畴乃至文山全区农业互助合作的序幕，互助组的事迹登上了《人民日报》。达戛村成为西畴农村最先走集体化道路的自然村之一，农村妇女侬惠莲，也因为敢想敢干，一路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位壮族女县长。1958年，达戛村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。
侬惠莲创建互助社的成功，让附近村寨的农民们看到了整合生产力量的全新方式。1954年，一个叫炭西的偏僻小山村也组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取名为“东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。”但合作社并没有为他们带来高效率的帮助，反而因为管理混乱等问题，让农民们对办社失去了信心。这与当初办社的初衷背道而驰，社员们很难过，也很迷茫，不知道怎么办？
“那时候没人管，其他社的春耕都快完了，我们这里还连种子在哪里都不知道，社员像散蜂子一样。”80岁的谢正安老人眯着眼睛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。
东升农业社的情况被反映到了乡党支部，时任西畴县委书记的苏复也刚好在乡里。他立即带领蹲点干部杨运康到炭西村，专门就社员们反映的问题开展调研。年轻社员谢庭贵气呼呼地说：“办起社来没人管，不要说增产，恐怕连吃的都成问题，心都冷了！”作为工作人员的杨运康，很认真地对社员们的意见做了记录。
社员们反映的问题引起了县委重视，及时派出工作组到炭西村开展工作。这让社员们打消了思想顾虑，对生产有了积极性。仅用3天时间，社员们栽完了苞谷、撒完了秧，还翻犁了14亩旱田。整个东升社，开始顺利运作起来。
作为工作组组长，杨运康参与了整顿的全过程，感受很深。1955年6月30日，他以《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是怎样整顿好了的》为题，向西畴县委作了书面总结，这篇文章被层层上报到中央。毛泽东主席看到这篇来自西畴县的汇报材料后，非常重视，亲笔以《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》为题，题写了309个字的按语。其中这样写道：“所谓混乱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这样一个原因。得不到党的领导，当然就要混乱。领导一加上去，混乱就会立刻停止。”
此后，这篇汇报材料和毛主席按语被收录在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一书中。
毛主席按语被收录在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一书中。
原西畴县委书记杨运康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按语”很快在西畴干部中传开，很多领导说话时随口就能讲出来。他们转变自己的工作作风，深入到合作社，与社员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扎扎实实为社员办实事。1956年全县实现了农业合作化。
如今，在东升村，人们无论老幼，提起当年的毛主席批示，个个都满脸自豪。甚至在东升的进村路口，能看到很醒目的路牌“毛主席批示的地方”。
1958年，达戛村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。
沐浴着党的脱贫攻坚系列政策的阳光，近年来，东升村获批国家3A级景区、省级美丽村庄、州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，成为“西畴精神”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教学基地。
东升村党委书记、村委会主任骆瑞才介绍说，借助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有利契机，东升村大力发展红色乡村旅游，建设东升公社食堂，让村民以土地、资产等方式入股进行运营分红。村里还大力发展以柑橘为主的种植业、以乌骨鸡为主的养殖业，如今正大力推进乡村红色旅游景区打造，村民日子越过越有盼头。
走进东升村，到处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，村民们看准了发展红色乡村旅游的前景，家家美化庭院、翻建新房，一个集现代农业、全域旅游、文旅融合、记得住乡愁的国家4A级景区、乡村振兴示范点正在逐步形成。
县委副书记杨韬来西畴工作6年了。6年来，在西畴这片土地上，他不断地融入，也更加的热爱。他说，毛主席的批示激励着东升乃至西畴各族人民苦干实干，搬石垒埂改善生存环境，孕育产生了“等不是办法、干才有希望”的“西畴精神”。它是西畴人民的“传家宝”，也是“西畴精神”的“根”与“魂”。
每次去省外交流，一说起“西畴精神”、西畴的基层治理模式和经验，杨韬都会被很多人围着要微信，“他们对‘西畴精神’很感动、很震撼，也很愿意学习。作为一名西畴干部，我觉得很自豪！”
2
67年前，曾经因为“得不到党的领导”而找不到发展方向的炭西村，在之后几十年的岁月中，却深切感受到了各级党委、政府的关怀。“就我们这个小山村，如果没有党，哪能有今天啊！”80岁的谢正安和68岁的李德茂感叹道。
2000年开始，打工大潮席卷到偏僻的炭西村，村支书李德茂一次一次地开群众会说：“把心和眼睛都带出去，好好闯闯外面的世界，多赚一分钱回来，家里的日子就能好过一分！”从那以后，村里渐渐和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有了联系，楼房渐渐取代了土坯房，摩托车、小汽车渐渐取代了牛车马车。
最大的变化是从2004年小康村建设开始的。小小的山村迎来了热火朝天的工作队，有交通局的、国土局的、畜牧站的、林业局的、水利局的……工作队队员们和老百姓吃住在一起，扎扎实实带领老百姓修路、建房、发展产业，炭西村肉眼可见的日新月异。
十年后，国家实施脱贫攻坚政策，挂钩干部更是把炭西村当成了自己的家，每家每户的发展他们都记挂在心上，又争取资金和项目帮村里建了防洪沟、党员活动室、铺了水泥路、装了路灯……“我们老百姓很感动，都说党的干部和我们在一起，他们不是一阵风，来了就走，而是真正把我们当亲人。”李德茂感慨地说。
基层党员干部对群众的带动引领一直在持续，东升村的23个村小组，几乎每个村都有这样的“领头羊”。
因为“放不下这片土地”，本来在外面创业，每年有二三十万元收入的骆瑞才回到东升村委会，干起了村官。他发动群众搞红色旅游经济、搞现代农业，然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。
橘子挂满枝头。
柑橘种植是东升村的一大产业，但红火了几年后，病虫害却越来越难以控制，种植户们开始灰心失望，大片大片地把长了几年的果树全砍了。这让骆瑞才很心痛，“不能让产业就这么断掉！”抱着这样的想法，他和种植户们不断寻找替代品种。两年前，他们找到了一种可以替代种植的水果“黄皮果”，在两广、福建一带很受欢迎，市价好，还可以进行深加工。“这个要做成了，会是一个持久的产业。”骆瑞才很有信心。“老百姓还能发动起来吗？”“当然，我们去年已经下苗了，我们在前面种，老百姓看到效果，自然会跟上来。可以说，在西畴县，发展集体经济的鼻祖就在东升，老一辈都能做到在全国有影响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好？”
陆忠是东升村岔河村小组的支部书记，1998年，穷怕了的他揣着卖牛的1000多块钱外出打工，从一天15块工钱做到现在的工程老板，他也在人们不理解的目光中回来当了个小村官。岔河当时又穷人心又散，怎么发动群众来搞建设、发展产业？“我就把他们拉到江龙村参观了一遍，都是一个村委会的，人家江龙能搞得这么好，凭什么我们不能？”回来后，不服输的村民们都动了起来。把土地流转出去给种植大户，把年轻劳动力腾出来外出务工，几年下来，岔河村有了大变化，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大房子，有些年轻人还在昆明、文山买了别墅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。
2014年，公务员张玉领被县委、县政府派驻东升村帮办合作社，成了果农们的产业带头人。8年来，张玉领长年窝在山头上，带着村民们种水果，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“农民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张玉领也体会到了很多的苦：发动群众不容易、果树栽培不容易、寻找市场不容易、产业持续发展更不容易……但是，再有多少“不容易”，看到曾经的荒山上硕果累累，看到农民们脸上的笑容，他又觉得一切都值了！“谁叫咱是党员、是带头人呢？”张玉领时常这样宽慰自己。
3
在东升的江龙村，四周郁郁葱葱的青山、结满硕果的橘林、亭台楼阁的农家小院、随处可见的小轿车，不禁让人由衷地感叹这里“村美民富”。然而，今天远近闻名的“富裕村”，曾经也是远近闻名的“口袋村”“讨粮村”。
村民家中的庭院一角。
从1986年开始，村民们封山育林，种下了980亩树苗，并订下村规民约，禁止上山砍伐。30多年过去了，曾经光秃秃的山上如今已绿意盎然。村民们又通过炸石造地，硬从石头缝里抠出了380亩三保台地。持续多年对“山、水、林、田、路、村”统一规划治理，江龙村森林覆盖率由1995年的35%提高到现在的80.4%。生态修复后，过去已经干枯的龙泉又淌出了清泉，哺育着村民。
对于石漠化严重的西畴县，生态治理该怎么做？江龙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在江龙村的基础上，西畴县探索出了“山顶戴帽子、山腰系带子、山脚搭台子、平地铺毯子、入户建池子、村庄移位子”的“六子登科”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，书写了脱贫攻坚史中雄伟壮丽的时代答卷。
1999年，退休教师刘超仁回到村里，当时的工资是每月600多元，但当时全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元。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，“老百姓过得太苦，我要为乡亲们做点事。”
他发动群众种橘子，因为种橘子成本低、挂果期长。但是，“教群众比教学生还费力。”任你苦口婆心，群众就是不愿意。怕种出来运不出去、怕没有人买……
“我就想，如果我是党员，说起话来群众应该更愿意听。”抱着这样的想法，2004年，退休教师刘超仁入党了。
第一年经过动员后，有8家人同意和他一起种橘子，其中有3家是党员。3年后，他们的橘子成熟挂果，卖到了3块钱一斤。这下，群众积极性高涨，纷纷报名要种。刘超仁向村班子提建议，把橘子发展成江龙村的特色产业，大家一商量觉得可行。
2006年秋天，村里提出组织村民们外出考察学习，看看别人是怎么橘子种的。全村56家人有53家报名，“剩下的3家，是因为孩子都在外打工，家里只有老人。”
“那是9月15日，我们请了3辆中巴车，把村民们拉到了建水县的团坡村。到的时候，天才灰灰亮，一下车，满山满坡都是半黄的橘子，大家都惊呆了，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观。大家一边看一边不由自主地说：‘我们也要种，种成这样的！’”
得知他们是从贫困山村来的，本来一块钱一棵苗，对方优惠到了8毛钱一棵。返回时，大家满满当当带回了1.3万棵橘子苗，还包括一名技术员。
就这样，橘子成了江龙村的特色产业，个大、味甜、汁多的“江龙橘”成了名牌，一到收获季节，天天都有货车排着队来拉橘子，“基本每天都能卖出七八千斤。大果卖完了，连小果都很抢手，一些卖水果的个体户还会开着车来拉。”
如今，江龙村的橘子种植已发展到3000多亩。村民的年人均收入从原来不足600元增加到现在的2万多元；村里从一个大学生都没有，到现在有11个本科生、5个大专生；村容村貌、民风家风都得到了根本改变，无论从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，江龙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“这些年来，我深刻地感受到，贫穷落后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党员干部失去了带动群众的信心和决心。只要信心和决心没丢，就一定能带领群众闯出一番天地。”75岁的刘超仁说。
2019年12月16日，北京人民大会堂，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，站在第一排的刘超仁得以跟习总书记握手，镜头记录下了这珍贵的一瞬间。
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基层退休教师，一个生活在边疆山村的普通党员，几十年来见证了边疆农村的发展变化。党对我们农民、农村的关怀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！”刘超仁感慨地说。
采
访
后记
在几天的采访中，我们感受到，西畴人民身上都有一种“不服输、不认命、苦干实干”的劲头。这种精神激励着他们，越过一道又一道难关、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战役。如今，在乡村振兴这场大战役中，他们又一次发扬“不等不靠不懈怠、苦干实干加油干”的“西畴精神”，不等待、不退缩、不低头，用挺直的脊梁托起一片精神高地，用艰苦奋斗点燃希望之光。
我们同时感受到，无论在什么时候、什么时代，农村要发展，离不开党的领导。打造一支高素质带头人队伍，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是关键。
乡村振兴，还要吸引更多城市人才到乡村创新创业。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、爱农村、爱农民的“三农”工作队伍，让愿意留在乡村、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，让愿意上山下乡、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，为推进乡村振兴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。
60多年前，在西畴东升这片土地上，轰轰烈烈的合作社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组织形式，开启了文山大地建设新农村的热潮；60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们更有能力和信心通过乡村振兴，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，让城市与乡村“各美其美”，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想变为现实！
记者：窦文金 部分图片由西畴县弘扬办提供
